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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军队自成立之初，马匹便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，还是抗日战争，马匹都不曾离开过部队的作战阵地。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，八路军和新四军依靠马匹，迅速组建了小股骑兵，凭借机动性强的特点，灵活地打击敌人，发挥了巨大的战术优势。随着解放战争的打响，部队开进东北这片辽阔的土地，面对着地广人稀、交通不便的困境，马匹更是担当起了运输重炮和弹药的重任。 1947年2月，在黑龙江牡丹江西北郊，一片废墟中，炮兵司令部决定建立马场。郑新潮和妻子带领几名战士，从零开始，只有一两匹种马，白天，他们在废墟里捡拾废品换钱买马，晚上则忙于搭建简陋的棚舍和修理栏杆。终于在3月1日，马场正式挂牌，并归属于炮兵学校，属于营级单位。那个时候的牡丹江马场，资金短缺，周围土匪横行，困难重重。为了保护马场的安全，郑新潮甚至用迫击炮击退了数次袭击，此外，他还从远在海拉尔的地方购买了蒙古马进行繁殖。
到1948年2月，马场与附近的营区合并，升格为团级，并改名为朱瑞炮兵学校军马场。随着马场的发展，郑新潮请来了日本兽医教相马术，并且邵清廉为他担任翻译。在技术上，马场引进了人工授精技术，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，大大提高了马匹的繁殖率。马匹不仅承担起了日常的拉炮任务，还为辽沈战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。 到了1949年，马场的规模逐渐扩展，分场在扎兰屯和肇东相继建立。马群从最初的百匹发展到了千匹，为淮海战役提供了足够的兵力。郑新潮也被调往北京，参与全国范围内马场的规划工作。
1950年8月，炮兵司令部设立了马政局，专门负责全国军马的管理。到了1951年7月，总后勤部接管了各地的马场，并统一调配军马资源，马政局也因此并入总后。1955年，军马场管理局正式成立，军马场的管理由此进入了更为规范的阶段。1956年，部分马场被暂时交给农垦部管理。到了1961年，工作组又将其收回，实行双管管理。牡丹江马场也在这一时期，供应了大量马匹，支援了抗美援朝战役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军马场的职能逐渐转向其他领域。1960年代，马场逐步扩建，全国范围内的马场已超过五十个，分布在东北、西北和西南等多个地区。山丹马场自汉代起便有养马的传统，接管后，马匹数量达到了万匹。红山场于1964年建成，主要用于生产蒙古马；伊吾场则致力于改良新疆马，而贺兰山场则专注于适应高原环境的马匹。每一个马场的建成和运作，都经过了周密的规划，根据地形和需求设置不同的级别，确保马匹的生产能够满足部队的需要。
到了1974年，随着现代化装备的逐渐普及，部队对马匹的需求开始减少，马场的规模也开始收缩。部分马场转交地方或大军区管理，1975年，总后将直属的马场移交给了地方管理。1987年12月，经过整编，军马场只剩下了十四个。红山场仍由军方管辖，继续生产蒙古马，而其他马场则转向民用，参与育种和旅游开发。2001年，所有马场正式移交地方管理。 郑新潮为多个马场的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，担任马政局局长之后，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转向地方管理和产业化发展上。邵清廉则专注于配种站的建设，并致力于草基建设。地方马场根据市场需求提供马匹，特别是在边境巡逻等特殊任务中，马匹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这些军马场不仅仅是战争时期的工具，它们的遗产也逐渐转向了生态保护。即使马匹的使用逐渐减少，马场的精神依然存在。马场的历史，不仅是军事史的一部分，也是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的见证。那些在风雪中放马的场工，他们的坚韧与奉献，推动了军民融合的进程。马匹的故事也提醒着我们，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。 从最初艰苦建设到后期的机械化转型，军马场见证了国家防务的变化和发展的轨迹。尤其是在中期，通过科技手段对马种的改良，提升了军队的作战能力。在后期，随着机械化的普及，马场的角色发生了转变，但它们的历史和文化价值，依旧在地方得到了保留和传承。无论是改良品种，还是为农业提供支持，马场始终是国家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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