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距离那场令人痛心的、撕裂人性的战争，已经过去76年。76年间，尽管我们常常提到铭记历史，但亲历那段岁月的幸存者日渐稀少。那是中华民族最深重的创伤，然而当年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，最终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呢？
3月19日，梅汝璈从上海登机飞往东京。抵达东京后，11名法官开始了第一次审判预演。庭长韦伯宣告各国法官的入场顺序时，把中国排在了美英两国之后。梅汝璈立即打断了预演进程，气愤地向庭长提出抗议：今日是审判日本战犯，中国是遭受日本侵害最为严重的国家，且抗战的时间最长、牺牲最大，理应排在第二位。而且，如果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，就没有今天的审判，按照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来排座，是理所当然的。他甚至脱下黑色法袍以示抗议。经过庭长与其他法官的投票，最终修改了中国的入场顺序。但这样的不公，仅仅是这场艰难审判的开始。
1946年5月3日，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，受审的28名甲级战犯中，以东条英机为代表。事实上，最初被指控为甲级战犯的人有46人，但其中18人被宣告无罪释放。审判一开始便充满了挑战。《法庭宪章》并未明确量刑依据，而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差异以及各国在战争中的受害程度，也导致了对战犯量刑的巨大分歧，特别是在是否应判死刑的问题上。
庭长韦伯主张将战犯流放至荒岛，模仿当年拿破仑的结局。然而，这一提议遭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害国家法官的强烈反对。美英支持对某些战犯判死刑，但这些人多为在太平洋战争中犯下罪行的战犯，对于那些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，他们的态度则显得模糊不清。印度法官提出更为荒唐的主张，他以佛教的慈悲思想和国家罪行不追究个人的原则，主张将战犯无罪释放。梅汝璈在法庭上始终坚定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，他拿出大量证据，最终凭借6:5的微弱优势，成功推动了对这些战犯的死刑判决。
在最后书写判决书时，梅汝璈提出：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罪行部分，中国是最清楚自己所受苦难的国家，最有发言权，应该由中国人来书写这份判决。最终，这场历时两年半的审判共形成了90万字的判决书，其中梅汝璈代表中国人民写下了超过10万字的判决文。仅仅宣读判决书就花费了7天时间，这足以显示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是何等的累累，已无法用言语完全道尽。
按抽签顺序，第一位上绞刑台的是土肥原贤二——在中国土地上活动最久、对中国最为了解的战犯。他从九一八事变到汪伪政权的成立，都能看到他的身影。临死时，他留下了这样一句话：往前跨，狭路亦变宽。这句话看似从容赴死，背后却毫无忏悔之情。第二位是日本首相东条英机，他的遗言充满了讽刺：明日始，无人畏惧无物愁。这更像是他对煎熬监禁生活的不满。作为首相，他曾试图在判决前自杀，但最后被救活，最终仍不得不接受审判。他的生死，早已不再由他决定。
第三位是日军大将松井石根，作为南京大屠杀的总指挥，他注定成为中国人民世代唾弃的对象。在死前，他只对战争本身做了反思，却始终没有对自己的罪行做出任何悔过。第四位是日军中将武藤章，他在亚洲多个地区实施大屠杀，临死时仍充满军国主义的思想：尘世间，妻儿固可恋，壮士豪杰，岂可苟偷安。他死前的言辞，透露出的是对豪杰身份的执迷，而不是悔罪，实在可笑。第五位是日军大将板垣征四郎，他策划了九一八事变，并多次亲自参与侵华战争。临终时，他的遗言竟是：双膝跪拜神灵前，一心乞恕罪不浅。无限怀念中国友人，于今乃见，东亚之外，复有东亚，祝愿我国与各国讲和，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，祈祷中国和大韩国国运隆盛。这一遗言，表面看似真诚，但也难掩他依然未悔的罪行。
这些人在临死前或许会怀念妻子，或许会感到恐惧，然而他们背后所带来的却是无数无辜家庭的支离破碎。中国有多少妻子丧失了丈夫，多少孩子失去了父母，多少人永远无法看到明日的朝阳？我们永远无法原谅。 然而，依然有一些战犯侥幸逃脱。冈村宁次，这位在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，因剿共有功而受到蒋介石的暗中保护，逃过了国际审判，最后仅在国民政府进行了象征性的审判后，被无罪释放。石井四郎，731部队的罪魁祸首，凭借与美国的秘密协议，交换了生化武器研究数据，成功逃过了审判。1950年，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发出第5号命令，释放了包括这些战犯在内的刑期未满者，至1953年，所有战犯都被释放。这些人最终未受到应有的惩罚。 任何时代，战争都不该被提倡，和平来之不易，但唯有铭记，才能告慰那些无辜的百姓与英勇的抗战英雄；唯有强大，才能以最有意义的方式回应那段屈辱与痛苦的历史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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